理论与批评的末路与新生

辽宁作家网 作者: 王晓峰 2016-07-26 15:19

    一、理论的末路与新生

 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,被许多人认为是“批评的时代”,比如美国理论家韦勒克就说过:“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都曾被人称为‘批评的时代’,然而把这个名称加给二十世纪却十分恰当。我们不仅积累了数量上可观的文学批评,而且文学批评也获得了新的自觉性,取得了比从前重要得多的地位,在最近几十年内还发展了新的办法并得出新的评价。”①这“批评”是理论与批评的通称,二十世纪理论,具有鲜活的文学实践色彩,即理论的批评化。从二十世纪之初的俄国形式主义开始,到现象学、解释学、接受理论、结构主义、符号学、精神分析,到女权主义,直到今日仍旧盛行的生态主义和日常生活美学等等,成就了形形色色的理论之树;像浩瀚星空里一颗颗闪烁着光辉的理论家、批评家,以勇气、胆识、学识和见识,掩没了作家艺术家曾经的风光,成为二十世纪文艺乃至文化舞台上的主角。但也就在二十世纪的后期,在理论的盛极之时,有人在怀疑,高峰过后还会是高峰吗?于是,“理论死亡”、“文论死亡”、“理论终结”的诘问也成为理论发展的一个几近现实。但我相信,二十世纪理论的开创性的思维与方式,将会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思想收获,是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与价值。

  二十世纪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边界扩张,学术视野和重心不仅仅局限于文艺领域,而涉及到所有的人文科学领域里。这也表明文艺理论不再是单一的学科,而是一个总体的综合的文化领域,即它的学术空间也大大拓展。周宪介绍这种变化的特征为“大理论”。②英国理论家伊格尔顿1983年出版了《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》一书。不久,我国就出版了两种汉译本。一为伍晓明以《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》为题而译出,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初版,1987年再版,2007年经伍晓明修订,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,书题改为《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》;另一汉译本为集体合译,题为《文学原理引论》,由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。从这书在我国翻译出版过程,就能看出伊格尔顿在我国理论界的重视程度和产生的广泛影响。在重新出版的伍晓明译本增加的“第二版序”里,伊格尔顿说:“这本书所欲证明的正是,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下述意义上的‘文学理论’,亦即,某种仅仅源于文学并仅仅适用于文学的独立理论。本书所勾勒的任何一种理论……都并非仅仅与‘文学’有关。相反,它们皆出现于人文研究的其他领域,并且都具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的意义。”③这就是说,二十世纪文艺理论的关注对象,一方面包括了文艺在内的所有人文领域,或者说,文艺所涉及的任何领域都是理论关注和涉及的领域;另一方面,即使是对文艺的研究,也不仅仅以传统的方式,还采取了其他人文学科和新学科的思维方式和方法。这样的思维与方式,也有人概括为“跨文化研究的文艺理论”。④

  这样的文艺理论,按照周宪的说法,已经将“文艺”二字去掉,而成为“理论”或“大理论”了,继而成为“后理论”。就是说,“文艺理论”至此已经死亡,而诞生出“理论”或“大理论”了。

  其实,命名或者更换概念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能在其中概括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发展潮向和前沿变化。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质量上的一个重要指标,文艺、理论及批评尽管不能经纬国计民生,但应该视为影响与改变国计民生的一项不可或缺的要素。最近几年在美学、文艺学领域里的热点话题“人生艺术化”,即日常生活审美化,将理论的学术视野置于日常生活之中,提倡和提升日常生活的审美水平与标准。这里固然存在商业主义、大众文化生产的背景,但也可以证明两个问题,一是文艺理论的发展,的确在扩张自己的边界和空间;二是,文艺及理论在关心、干涉和改造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质量上,存在着独有的功能与作用。文艺及其理论,无论何时何地,无论社会发展如何变化,都存在着别的人文学科无法替代的意义与价值。

  理论和思想是人类认识自身、认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和认识。被无数人所津津乐道的歌德的名言“理论是灰色的,而生命之树常青”,在二十世纪文艺理论的勃勃发展面前,显得那样的片面和狭隘。没有对自身、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清醒认识,人类社会的前行将是迷茫的无方向感的。

  文艺理论,无论如何扩张,我觉得其基本立意和出发点,还是在于文艺本身,因此作为直接接触和关注当下文学的批评,还会把文艺理论视为原批评。文艺理论的发展变化,自然带动了批评的变化。二十世纪理论在文艺领域里成为主角,成为显学,这自然包括了批评。一方面,批评作为理论的一线,以敏锐、灵动的视角观察、捕捉了当下的文艺实践,大量鲜活的当下文艺成为理论的资源和理论准备。一方面,理论的当下化又为批评提供了新的认识、观察、解析当下文艺的视角、思维和方法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我们对当下批评的指责,诸如陷入困境,诸如失语、缺席、滞后,诸如缺乏担当意识与责任等等,都是以偏概全甚至无中生有,是不了解甚至不懂理论的缘故。批评面临的真正问题,不在于这些片面的表面的一些情况,而在于文艺批评的根基:一是文艺批评的生存之本,即由职业、报酬等所引起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;二是文艺批评的立身之本,即理论、原批评,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批评的急需,能为批评提供足够的思想储备和艺术储备。这也许才是文艺批评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本症结所在。

  二、二十世纪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关系

  二十世纪文艺理论和批评略有差异的是,批评是在不为看好的情势下努力工作,坚守自己的职责,完成自己的使命。几乎所有作家、艺术家,社会公众,都对批评表达出不满、怨恨甚至是攻击。他们不满意批评,主要理由是说批评误读创作,不懂艺术,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作品;他们还经常抱怨批评对他们照顾不周、关心不够,不能及时、时时光顾他们的新作。批评在他们看来只是作品与阅读的中介,不是真正独立的文艺领域或学科。他们一直这样不了解甚至误解批评。一般读者对批评的期待、态度也大体如此,读者似乎更需要阅读上的导读,但却忽略了批评本身所具备的独立学科的品性。批评就是这样陷入在倍受责难的困窘里。但二十世纪的批评一直在努力地发展着自己,努力摆脱理论和创作两方面的困扰和干扰,不断地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合法地位,不断地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,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
  一般说来,批评是对文艺的议论、评说,基本上有专业和非专业两种。专业批评是依据理论,依据文艺的专业知识,对文艺进行专业性的评论,从业者大都为从事理论研究及文艺相关人员;非专业批评是一般读者、观(听)众的议论,这种非职业批评包括媒体有关文艺方面的报道、点评、评述等,还包括网络里有关文艺的声音,例如文艺新闻、博客等,其视角、标准一方面依据于一定的文艺专业知识,更主要依据自己的兴趣、爱好和职业习惯。依据于文艺而存在的理论,是批评的源头,是专业和非专业批评的源头。理论发展水平的高低(特别是对当下文艺的概括和抽象能力和水平),理论能否以某种方式(比如成为知识而进入制度化的教育体系)进入公众视野而为社会普遍接受,决定了公众对文艺的接受、理解能力和欣赏水平,制约了两种批评的质量,特别是制约了非专业批评的水平和质量。理论与批评的供给关系,有如下三种情形:一是,供给大于需求,理论满足了批评的需求,表现为理论走得更远,理论与批评的距离太大,甚至批评也无法理解、消化和接受理论;二是,理论供给小于批评需求,理论无法理解、概括、解释文艺,无力为批评提供更准确、精确的思维、视角、视野和论证。这两种情形都在说明理论与批评的关系失衡,是理论和批评的脱节。这种失衡状态是永远的存在。或者出现第一种情况,或者出现第二种情况,有时表现在一定的时间段里,有时表现在某一具体的文艺作品、文艺现象上。第三种情形,即理论与批评的供给平衡,即批评完整地理解和运用了理论武器,来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与使命。这情形仅仅是一种假设,实际并不存在,也没有可能。这就是说,理论与批评总是存在着一定距离、差异和矛盾。

  这样看来,批评的合法地位及权力,源头主要是理论。同时,批评在实践中不断地主张和证明自己的存在,也会巩固、强化自己的合法地位及权力。假如理论出现“危机”、“终结”的状态,批评因为理论给养不足将受到严重影响。

  批评不被看好的一个原因是批评与理论常常被混为一谈。因此,在对理论及其形成的文艺知识一知半解甚至知之甚少的情形下,许多人会把对理论及知识的误解、怨愤、歧视转嫁于批评的身上。他们无法攻击理论,在理论面前他们自知力量悬殊。这种状态,也在说明对理论的畏惧和需求。

  三、批评的末路与新生

  在二十世纪,理论常常以批评的形态出现,这是理论的批评化。二十世纪批评的兴盛,一方面表现在文艺专业人员的“工作任务”的较好地完成,他们是批评的主体、主导,他们的声音及其影响,几乎决定了文艺作品、文艺家的文艺史地位,几乎也决定了作品的社会影响。这些文艺专业人员,包括理论家、批评家、文艺家、编辑等以及相关的工艺、技术人员、文艺企业家等等。另一方面,批评兴盛还表现在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,成为非专业批评。由于现代媒体十分欢迎社会公众的参与,吸引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(现代媒体的此种特性在于商业性),从而使非专业批评成为日益强大甚或可以动摇、左右专业批评的一支力量。在这支力量里,新闻媒体的记者、编辑成为这支批评力量的中间和主导。很多时候,文艺在社会产生的广泛影响与传播,主要依赖于这支力量。尽管这支力量的文艺专业背景不强,对文艺的理解、看法有相当的盲目性,但他们以他们的兴趣、喜好和职业习惯,常常掀动起一阵阵阅读热潮,甚至形成阅读时尚,形成新的流行。

  二十世纪,直到今天,批评人人可为。

  和这种人人可为的蓬勃发展的非专业批评相比,专业批评显得势单力薄。一是,在批评成为专业之后,一旦发生则需要成本。这种成本包括专业批评家的生活成本、阅读写作成本以及各种投资(教育及再教育投资、其他生活与专业投资)。成本增加了批评的难度。而非专业批评,主要源出于职业、职责和兴趣爱好。媒体编辑、记者主要为职业习惯和岗位职责,一般读者则为业余兴趣、爱好。因此非专业批评的成本已事先给定,可以忽略不计。二是,在现存的文艺体制、体系里,专业批评的平台包括文艺教育、批评专业报刊等等,在广大读者中产生的影响相对而言要小许多;而非专业批评的平台比如新闻媒体、网络等等,却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。批评专业的报刊由于专业要求不能让批评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,专业批评有时只能依赖于新闻媒体。而新闻媒体对专业批评却有特殊的要求和制约,不可能提供给专业批评完全的专业展示,不可能提供发表纯粹的专业声音的机会。

  专业批评的另外困窘是,理论供给问题,主要是供给不当和失调。专业批评的专业意义便在于它的理论背景,而理论,由于他本身的问题(比如发展不足),或由于其前沿性——无法形成共同认同的标准与方法,这也是理论的滞后性,而让专业批评在浩瀚鲜活的当下文艺面前局促不安、捉襟见肘。董学文有一个观点:近三十年间,我国文艺理论依然处在动荡期、调整期和转型期,不甚成熟,甚至某些论证退回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水平。⑤这样理论如何指导、引导批评呢!

  再有,专业批评相对于理论与当下文艺实践,很难形成颇具影响与号召的权威批评。这主要在于,谨慎地进行甄别与选择的专业批评,常常无力也无法面对浩瀚丰富的文艺实践,选择的盲目性、随机性使专业批评无法取得广泛信任因而无法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。

  二十世纪批评人人可为的状态说明了文艺评价体系可能发生变化。理论与批评独断专行的局面也许会成为历史。面对浩瀚丰富的当下文艺实践,非专业批评构成的多数人比起专业批评构成的少数人的甄别选择,最起码也体现了数量上的优势,也体现出固有的文艺评价体制在民主面前的脆弱与无力。更重要的是,随着现代媒体的进一步开放性,这种非专业批评的文艺民主意识将会愈发觉醒,逐步攻陷和占领专业批评的领地,扩张批评的边界和空间,成为批评的主体,成为影响左右文艺领域(包括市场)的中坚。

  这个时候,要求专业批评,无论是职业,还是批评文本形态,还是专业批评媒体平台,退守至理论之列,也许就暗合了一个假定:取消专业批评。这情形更在于,随着专业批评的影响力日趋减弱,随着它对理论的依赖性日趋增强,也包括在文艺体制中职业、岗位的更新划分、调整,专业批评的合法地位和话语权力将进一步被削弱,甚或被褫夺。合并后的理论与批评将重新聚合力量,共同发出自己的声音。二十世纪产生影响的理论家,同时也是独具文化慧眼的批评家。但是也在二十世纪里,专业批评大都像浩渺星空里的小流星,或闪或灭的,最终声影皆无。

  同时,随着现代媒体的进一步发展,随着文艺教育的大规模深入普及,非专业批评将会日益强大,获得相当程度的文艺知识、理论背景,并将这种知识、理论与个人的兴趣爱好进行了有机结合,使这种批评的选择更具文艺的合理性。这也暗合了一种假定与期待:非专业批评替代专业批评,而成为文艺批评的主导力量。理论与批评的合流也许会让批评产生更大的作用和影响。

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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